好的配资平台 张学良晚年真话：国民党败给共产党，就输在这三点
长期以来，关于“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”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。除了民间说法、学者观点之外，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、李宗仁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、分析和检讨。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，由于特殊的经历，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，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，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。
■国民党“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，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”；“共产党有目的，他相信共产主义，所以他能成功”
无论古今中外，对于“战略”这一概念，其内涵与外延的解读各不相同，然而，三个关键要素却始终受到重视，它们分别是：判断力、策略和目标。概括而言，战略的核心精髓在于，在深入洞察自我与对手的前提下，巧妙地运用适宜的策略以达成既定的目标。
国共内战时期，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，对共产党采取军事“围剿”，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。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、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：“共产党您‘剿’不完！”
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？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，这就是“中心思想”。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，也控制过国家政权，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。张学良直言：国民党“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，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”。他分析说，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，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，但“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，属于自个儿的……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。”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。“那三民主义，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。背总理遗嘱，就在那儿背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？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。”就像“中国的老太婆子，整天嘟嘟囔囔‘阿弥陀佛’，你问她‘阿弥陀佛’什么意思，她不知道。”
张学良说：国民党没有“中心思想”，党首蒋介石也一样。“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，就是他自己……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。”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，共产党“完全是党的主义，守着党”，“共产党有目的，他相信共产主义，所以他能成功。”“甚至于每一个兵，完全是一个思想——共产主义，这是第一样；二一样，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，剩下的这些人，可以说都是精华呀。也不光是他的官，他的兵也是这样子。”国民党军队 “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。”包括中央军“都是雇佣兵，少数的人是团结的，多数人是雇佣兵，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，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。所以我跟蒋先生讲，我们打不过他（们），固然他（们）人少，我们人多，但他（们）团结，我们是个（盘）散沙。”
■南京政府政策不公，杂牌军不满；共产党看得明白，和杂牌军也不真打
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，除了缺乏信仰，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，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，也是重要原因。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：“当年我开始时，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，中央说的话，我是完全服从，中央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！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！”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：
第一，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。1935年末，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。“我很痛心。我要补充，没有。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，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，再报中央依‘剿共’阵亡抚恤，但中央分文未拨。那个时候，我有一个营长……他说：‘政府给我一个条子，让我回家去领，我家在东北，我上哪去领？’”“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……我们东北人，家都没了，上哪领抚恤？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，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……中央很不讲理。”
蒋介石先生似乎秉持着一种独特的理念……总是界限分明：属于我的，与他的截然不同。他对人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视同仁。他将自己比作亲生之子，而将他人比作养子，似乎并未将所有人置于平等的位置。“尽管军队规模有所缩减，却严禁新增兵员，全国范围内均不允许招募，表面看似合理，然而，当我们发现政府竟取消了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编制，却又暗地里指示胡宗南秘密招募士兵……对待亲生之子或许可以宽容，但对养子却如此严苛，这难道是公正的吗？”
其次，蒋介石指派杂牌军进行“剿共”行动，实则意图“一箭双雕”，利用他人之手削弱对方。中央政府此举，中央军不参与“剿共”，导致杂牌军对中央产生不满情绪。有人不禁疑问：“中央此举究竟意欲何为？”“显而易见，这并非真意让我们对抗共军，反而如同引狼入室，让共军有机会削弱我们。”
第三，几乎所有“非中央军”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“借刀杀人”，所以，前线军队有令不从。西安事变前，张学良是“剿共”前线总指挥、副总司令，指挥东北军、西北军。他说：“比如说杨虎城，他也是被我指挥的。杨说，让我们去打，钱呢？”“那马家军问我，副司令我打不打？我打了，你给我补充不补充？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？我花的钱，谁给我？兵打没了，不许我再招，那我怎么办？”一个前线总指挥，国民党的一级上将，“儿媳妇一样，我怎么做？没法做了。你没法回答。我怎么回答？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。” “蒋先生利用‘剿共’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，共产党当然也明白。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，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。”
在国民政府内部，争权夺利的斗争层出不穷；“大陆的沦陷并非 solely 国民党自身之过，实则源于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日渐消减。”
张学良手迹
最初，我对国民政府满怀憧憬。但踏入南京，我的心情逐渐转淡……政府内部弥漫着“争权夺利”的恶习，这些人似乎并无对国家的忠诚之心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显得杂乱无章，蒋介石的发言中充斥着新名词，却缺乏实质内容。“当时，蒋先生在讲话时，最常提及的三个词是‘死干、硬干、快干’。然而，与会者对此并无太多兴趣，闲暇时刻，他们更倾向于在会上吟诗作对。”例如，“大委员、小委员，中委、执委、监委，这些头衔实在让人感到乏味”。一个执政党的中央会议，竟沦落到如此低俗的境地。
“请问您从事什么职业？”他回答：“我担任中央委员一职。”对方追问：“那您怎么不随身携带证件？”他解释道：“我的证件不小心掉进了马桶里。”他心中忧虑，担心刺客能识别出他的身份。
在如此危难时刻，这些领导人的带领下，党又怎能不遭遇挫折呢？！
张学良说：“简单说，国民党在大陆时，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，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。”“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，都是自己的人民，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？你是中国军队，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？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？”“中国的古书上说，天心自我民心，天听自我民听。你不得民心，那你就得等着失败。”国民党把大陆丢了，怎么丢的？“那是自己找的。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，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。”
民意所向，天下归心；民意背离，天下离散，此乃亘古不易的真理。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景的预测，正是基于对这一铁律的深刻领悟。而国民党最终落败的事实，亦再次证实了这一铁律的绝对正确性。
蒋介石倾向于选拔奴性服从者而非真正的杰出人才，且深陷于权谋之术中。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士气，亦成为国民党军事上屡遭败绩的重要诱因之一。
孔子曾曰：“治国之道，贵在正义。若君主以身作则，坚守正道，何人敢不追随正途？”故一国君主，一军统帅，若能身先士卒，践行正义，则无人敢不从其后。反是，若君主与军帅偏离正道，滥用权术，必使国家失序，军队亦难以维系。
在张学良晚年的回忆录中，他频繁提及对王新衡对蒋介石评价的感慨：“蒋介石不是利用人才，而是只任用奴才。”他进一步解析说：“何谓奴才，何谓人才？又如何辨别？人才应当拥有独立的思想和道德品质，心怀良知与气度，这样的个体不会盲目遵从命令。而奴才的鲜明特点是，他们会对指令照单全收，其行为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私欲。那些真正致力于工作的人，他们追求的并非个人利益，而是对事业的执着。”奴才们缺乏独立人格，他们不仅盲目服从，更严重的是，他们因个人私欲而屈从。
张先生，您可曾听说，今天的会议定下的决策，明天很可能就会变动？起初，我对此半信半疑。他接着说：“会后，陈诚必定会去找蒋介石密谈，那时，这个决定恐怕会有很大变动。”会议一结束，我就去了关内，得知陈诚确实已经去见了蒋介石。这时，我才明白顾祝同的话并非虚言。我用北方话评价蒋介石，说他是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。虽然也曾在公开场合听闻过他的言论，但私下里的言辞更具影响力。蒋介石偏爱这类小人，因此重用了陈诚、戴笠等人。这些人围在他身边，使得真正的人才纷纷远离。我们国家并非没有人才，但这些人才都得不到发挥的空间。那些社会上的贤达人士，没有一个在政府任职，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
“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，就是‘安内攘外’的问题。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，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。他是先安内后攘外，我是先攘外后安内……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，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，只有共产党。那我就不同了，夺取政权也好，不夺取政权也罢，他（中国共产党）都是中国人，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。换句话，就是我说，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，也许被旁人夺去呢，你能防得了？”
抗日战争一结束，“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。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好的配资平台，包括重武器啊，像杜聿明，全部美式装备呀。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，他说，那时候到东北呀，本来内定是让他去，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，陈诚去了。张治中说，如果我去，不会落到那样。”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，而且热衷于玩权术，导致军心动摇，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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