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的配资平台 张学良晚年真话:国民党败给共产党,就输在这三点

长期以来,关于“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”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。除了民间说法、学者观点之外,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、李宗仁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、分析和检讨。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,由于特殊的经历,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,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,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。
■国民党“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,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”;“共产党有目的,他相信共产主义,所以他能成功”
无论古今中外,对于“战略”这一概念,其内涵与外延的解读各不相同,然而,三个关键要素却始终受到重视,它们分别是:判断力、策略和目标。概括而言,战略的核心精髓在于,在深入洞察自我与对手的前提下,巧妙地运用适宜的策略以达成既定的目标。
国共内战时期,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,对共产党采取军事“围剿”,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。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、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:“共产党您‘剿’不完!”
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?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,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,这就是“中心思想”。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,也控制过国家政权,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。张学良直言:国民党“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,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”。他分析说,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,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,但“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,属于自个儿的……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。”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。“那三民主义,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?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。背总理遗嘱,就在那儿背,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?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。”就像“中国的老太婆子,整天嘟嘟囔囔‘阿弥陀佛’,你问她‘阿弥陀佛’什么意思,她不知道。”
张学良说:国民党没有“中心思想”,党首蒋介石也一样。“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,就是他自己……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。”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,共产党“完全是党的主义,守着党”,“共产党有目的,他相信共产主义,所以他能成功。”“甚至于每一个兵,完全是一个思想——共产主义,这是第一样;二一样,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,剩下的这些人,可以说都是精华呀。也不光是他的官,他的兵也是这样子。”国民党军队 “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。”包括中央军“都是雇佣兵,少数的人是团结的,多数人是雇佣兵,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,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。所以我跟蒋先生讲,我们打不过他(们),固然他(们)人少,我们人多,但他(们)团结,我们是个(盘)散沙。”
■南京政府政策不公,杂牌军不满;共产党看得明白,和杂牌军也不真打
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,除了缺乏信仰,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,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,也是重要原因。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:“当年我开始时,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,中央说的话,我是完全服从,中央怎么说,我就怎么做。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!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!”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:
第一,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。1935年末,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。“我很痛心。我要补充,没有。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,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,再报中央依‘剿共’阵亡抚恤,但中央分文未拨。那个时候,我有一个营长……他说:‘政府给我一个条子,让我回家去领,我家在东北,我上哪去领?’”“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……我们东北人,家都没了,上哪领抚恤?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,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……中央很不讲理。”
蒋介石先生似乎秉持着一种独特的理念……总是界限分明:属于我的,与他的截然不同。他对人的态度似乎并不一视同仁。他将自己比作亲生之子,而将他人比作养子,似乎并未将所有人置于平等的位置。“尽管军队规模有所缩减,却严禁新增兵员,全国范围内均不允许招募,表面看似合理,然而,当我们发现政府竟取消了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编制,却又暗地里指示胡宗南秘密招募士兵……对待亲生之子或许可以宽容,但对养子却如此严苛,这难道是公正的吗?”
其次,蒋介石指派杂牌军进行“剿共”行动,实则意图“一箭双雕”,利用他人之手削弱对方。中央政府此举,中央军不参与“剿共”,导致杂牌军对中央产生不满情绪。有人不禁疑问:“中央此举究竟意欲何为?”“显而易见,这并非真意让我们对抗共军,反而如同引狼入室,让共军有机会削弱我们。”
第三,几乎所有“非中央军”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“借刀杀人”,所以,前线军队有令不从。西安事变前,张学良是“剿共”前线总指挥、副总司令,指挥东北军、西北军。他说:“比如说杨虎城,他也是被我指挥的。杨说,让我们去打,钱呢?”“那马家军问我,副司令我打不打?我打了,你给我补充不补充?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?我花的钱,谁给我?兵打没了,不许我再招,那我怎么办?”一个前线总指挥,国民党的一级上将,“儿媳妇一样,我怎么做?没法做了。你没法回答。我怎么回答?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。” “蒋先生利用‘剿共’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,共产党当然也明白。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,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。”
在国民政府内部,争权夺利的斗争层出不穷;“大陆的沦陷并非 solely 国民党自身之过,实则源于大陆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日渐消减。”
张学良手迹
最初,我对国民政府满怀憧憬。但踏入南京,我的心情逐渐转淡……政府内部弥漫着“争权夺利”的恶习,这些人似乎并无对国家的忠诚之心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显得杂乱无章,蒋介石的发言中充斥着新名词,却缺乏实质内容。“当时,蒋先生在讲话时,最常提及的三个词是‘死干、硬干、快干’。然而,与会者对此并无太多兴趣,闲暇时刻,他们更倾向于在会上吟诗作对。”例如,“大委员、小委员,中委、执委、监委,这些头衔实在让人感到乏味”。一个执政党的中央会议,竟沦落到如此低俗的境地。
“请问您从事什么职业?”他回答:“我担任中央委员一职。”对方追问:“那您怎么不随身携带证件?”他解释道:“我的证件不小心掉进了马桶里。”他心中忧虑,担心刺客能识别出他的身份。
在如此危难时刻,这些领导人的带领下,党又怎能不遭遇挫折呢?!
张学良说:“简单说,国民党在大陆时,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,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。”“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,都是自己的人民,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?你是中国军队,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?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?”“中国的古书上说,天心自我民心,天听自我民听。你不得民心,那你就得等着失败。”国民党把大陆丢了,怎么丢的?“那是自己找的。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,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。”
民意所向,天下归心;民意背离,天下离散,此乃亘古不易的真理。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景的预测,正是基于对这一铁律的深刻领悟。而国民党最终落败的事实,亦再次证实了这一铁律的绝对正确性。
蒋介石倾向于选拔奴性服从者而非真正的杰出人才,且深陷于权谋之术中。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士气,亦成为国民党军事上屡遭败绩的重要诱因之一。
孔子曾曰:“治国之道,贵在正义。若君主以身作则,坚守正道,何人敢不追随正途?”故一国君主,一军统帅,若能身先士卒,践行正义,则无人敢不从其后。反是,若君主与军帅偏离正道,滥用权术,必使国家失序,军队亦难以维系。
在张学良晚年的回忆录中,他频繁提及对王新衡对蒋介石评价的感慨:“蒋介石不是利用人才,而是只任用奴才。”他进一步解析说:“何谓奴才,何谓人才?又如何辨别?人才应当拥有独立的思想和道德品质,心怀良知与气度,这样的个体不会盲目遵从命令。而奴才的鲜明特点是,他们会对指令照单全收,其行为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私欲。那些真正致力于工作的人,他们追求的并非个人利益,而是对事业的执着。”奴才们缺乏独立人格,他们不仅盲目服从,更严重的是,他们因个人私欲而屈从。
张先生,您可曾听说,今天的会议定下的决策,明天很可能就会变动?起初,我对此半信半疑。他接着说:“会后,陈诚必定会去找蒋介石密谈,那时,这个决定恐怕会有很大变动。”会议一结束,我就去了关内,得知陈诚确实已经去见了蒋介石。这时,我才明白顾祝同的话并非虚言。我用北方话评价蒋介石,说他是喜欢听信小人的谗言。虽然也曾在公开场合听闻过他的言论,但私下里的言辞更具影响力。蒋介石偏爱这类小人,因此重用了陈诚、戴笠等人。这些人围在他身边,使得真正的人才纷纷远离。我们国家并非没有人才,但这些人才都得不到发挥的空间。那些社会上的贤达人士,没有一个在政府任职,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
“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,就是‘安内攘外’的问题。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,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。他是先安内后攘外,我是先攘外后安内……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,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,只有共产党。那我就不同了,夺取政权也好,不夺取政权也罢,他(中国共产党)都是中国人,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。换句话,就是我说,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,也许被旁人夺去呢,你能防得了?”
抗日战争一结束,“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。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好的配资平台,包括重武器啊,像杜聿明,全部美式装备呀。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,他说,那时候到东北呀,本来内定是让他去,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,陈诚去了。张治中说,如果我去,不会落到那样。”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,而且热衷于玩权术,导致军心动摇,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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